六十年代，由毛泽东的对敌战略总结出的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这一口号使得天南海北、妇孺皆知。并引发了“全民皆兵”的景象出现。由张文和、李艳编著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的《口号与中国》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那一段历史。下文是从中节选的内容。
1953年8月，毛泽东为公安部队功臣模范代表会议题词：
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”
随即，它便成为那个岁月我国人民最流行也是最关心的口号。
喊着这一口号，中国人民外御强权，内以自警，转眼便到了1964年。这一年，中国的备战工作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
此时，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较为严峻，美国在朝鲜战场遭到可耻的失败后，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，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外，威胁着我国的安全。在此以前，1962年，美国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扰我东南沿海地区，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“游击走廊”；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，在中印边境东、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挑畔；侵略我国长达八年的日本，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；我国北部中苏边境的气氛也很紧张，昔日的老大哥变成了“苏修亡我之心不死”。面对这种现实，每一位中国人都不敢等闲视之，都愿意进一步加强国防，做到常备不懈。
1965年6月16日，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，指示说：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，第一是老百姓，不要丧失民心；第二是打仗；第三是灾荒。
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，于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。汇报中提出：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，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、大打出发，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，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。
8月23日，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：“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，注意战争，注意灾荒，注意一切为人民。这三句话，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，就是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。”
这就是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的由来。但它是从1967年4月作为“毛主席语录”而在全国广为流传开来的。
方针既已确立，向大三线搬迁工厂的备战行动也就随之开始了。
三线建设，工厂搬迁进山沟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地方政府对这不可逆转的决策既有拍巴掌的，也有皱眉头的。拍巴掌的：工厂进山沟，无疑会给贫穷的山区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繁荣。皱眉头的：众多的工厂拥进狭窄的山沟，势必会侵占大量的农田，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心目中，土地就是命根子呀。
无论是拍巴掌也好，皱眉头也好，工厂最终都是不可阻挡地“依山傍水扎大营”，在山沟里落了户。
有些对环境条件要求较高、生产精密设备的企业，也进了川、云、贵的溶洞；
有的企业，顺山势在60公里长的地区分散布置车间，形成一串“羊粪蛋”。
……总之，“羊拉屎式”的企业有之，“飞机大游行”式的企业也有之，只要是进了山沟、山洞，算是隐蔽了就行。
这种情况也决定了三线建设者们的生活、工作都是非常艰苦的，许多人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。
为了落实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的战略方针，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全党抓军事，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。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，抓民兵工作，批判那种“只搞文不搞武”，“只要钱不要枪”的错误倾向。
毛泽东重申1962年发出的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、政治落实、军事落实的指示，号召各级党委要把民兵搞好。首先是组织落实，要有基干民兵，有普通民兵，有兵有官。要有组织，有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、师。第二是政治落实。要做好政治工作，要设政治委员、教导员、指导员。要做人的工作，分清好人坏人。第三是军事落实，要有手榴弹，有轻武器，要搞训练，做到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
1968年，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。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，泥足难拔。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，并以此凭借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。而正是在这段时间，中苏关系急剧恶化，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摩擦。此外，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，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，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，它正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现实的危险。有鉴于此，自60年代中期起，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，逐渐由南向北转移，转移到三北地区———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。
1969年下半年后，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加强，苏联还私下里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“外科手术式”突然袭击的可能性。中国更直接、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，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。
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，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。3月2日，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。
3月15日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，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。他要求：一个县成立一个团，全国都要搞，大县三个营，中县两个营，小县一个营。他提出，如果发生战争，要让对方打进来，他打进来，就使我们动员起来，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。他还说，东北、华北、西北要准备一下，准备好了，他不来也不要紧；大敌当前，动员、准备一下有利。
8月27日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《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》。报告要求：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，，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，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，小组下设办事机构，承办日常业务工作。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：组织和进行对机关、部队和人民群众战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；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，等等。
为保证战备工作的尽快展开，以适应当时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，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，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、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，又是一个措辞严厉、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、安定形势的命令。
八·二八命令下达后，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、贯彻命令的高潮。各省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，宣读命令，布置、检查、落实各项战备工作。
中国的紧张的备战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反响。1969年9月11日，应苏联方面的要求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。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，特别是边界问题。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形势的愿望。双方商定，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。
但是，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，无视事实，仍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做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，认为大战在即。
10月中上旬，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，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。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办公，总参谋部组成了以副总长阎仲川为首的战时指挥班子，“前指”进入京郊战备工事。
10月19日到20日，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。10月中下旬，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，战备活动进入高潮。
中苏边界谈判以后，两国关系有所缓和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。全国全军备战活动逐渐走向缓和。
但各地战备工作重点已从临战在即的紧张中解放出来，转移到战备教育、战备动员、战备训练、战备组织、物资储备、人口疏散等方面，具体内容有：
战备动员、教育。
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。
疏散城市人口、物资。这是当时各地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长春、郑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迁，或被裁并，或以办五七干校、试验农场、分校、进行革命教育实践等名义，疏散到农村。与此同时，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，教师和干部被下放。
修建地下防空工事。
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。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。黑龙江省把工人、农民、机关干部、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，实现全民皆兵。
从1970年起，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变化，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，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口号在一些文件中更多地被代之以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”，全国的战备工作也逐渐趋于平稳发展。
